esball赌场app|这锅他们必须背!这个阶层的失去制约,让汉人一千年都没战斗力
日期:2020-01-11 15:29:58  来源: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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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ball赌场app,编者按:很多历史爱好者可能都有这样一种印象,从宋代之后,中原王朝在对外作战上就显得相当无力,再也没能汉唐雄风了。对此,很多人给出了不同的理由,比如缺乏战马,北方少数民族更强大了,中原人缺乏尚武精神等等,甚至有些什么缺乏中亚的军事输入之类的奇谈怪论。那么,真正让中原王朝军事无力的根源是什么呢从宋代开始到明清,中国似乎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内卷化,军事动员能也力无法与庞大的人口匹配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在于封建国家在固定资产领域掌控力的收缩,对于基层掌控力的下降,也就是所谓的“皇权不下乡”。从宋开始,地方宗族势力确实极大膨胀了,土地兼并速度也比以前剧增,使得政府对于人口、土地和财政的掌握严重衰退。如果要究其原因,士族政治向庶族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误,应当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提及士族政治,许多人都会嗤之以鼻,认为血统论不可取。但冷兵器研究所之前推出的《曹操是革命家?他对百姓还不如袁绍!说说教科书里没有的门阀政治》一文中已经说了,士族并非一个彻底封闭的阶层;士族和寒族是可以转换的,连续数代担任显职,寒族就能崛起为士族,士族长期被裁抑则会跌落为寒族。譬如在东晋赫赫有名的陈郡谢氏,在曹魏时代不过是一家寒族而已,是通过建立事功而挤进士族俱乐部的。

出身士族的大将名将薛仁贵有很高的文化素养,曾著有《周易新注本义》十四卷。不可否认,士族权力失控会导致灾难,但士族与寒族的斗争,寒族为了晋升为士族做出的努力,大部分时候还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底层百姓利益的。东汉对于胡人的显赫战绩,唐朝士族政治缔造出的盛唐景象,无不说明这一点。当然这不是说庶族士大夫的崛起就一定是坏事。毕竟从中唐开始,士族也确实越来越腐朽,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。当庶族士大夫未曾掌握高层政治权力,主要站在民间抨击士族门阀的腐朽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时,他们是具有进步意义的。而入宋之后,科举制度的完善,印刷术的发展,也使得庶族士大夫彻底取代士族门阀站上了历史舞台。但是有宋一朝对于士大夫的过分纵容,无疑使得庶族士大夫的权力失控了,所谓的“财取于万民,唯恐其有余。恩逮于百官,唯恐其不足”。

宋代开始,不但既得利益层的规模变得比以前庞大太多,而且士大夫与中层勾结程度也极大上升,形成压迫底层的利益共同体。宋代的户籍称作“五等版籍”,分为主户和客户,客户即佃农,而主户依照财产等级分为五等,其中一二等拥有150亩以上的田产,属于地主阶级。宋代士大夫对于三四五等的主户,以及没有自己耕地的客户,其实是极尽歧视的。而他们往往提到的民,事实上只包括一二等的富民,他们与士大夫阶层联系紧密。如王安石变法时,士大夫纷纷反映民情不乐,事实上是因为变法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,而旧党士大夫就作为大地主的利益代言者发声。

宋代士大夫比起前代更明显地与地主阶层进行勾结,原因有二,其一在于宋代士大夫大多本身就来自庶族地主阶层,其二在于比起前代较为封闭的士族门阀体系,宋代更庞大的利益集团能够与更多地主阶层达成合作关系,达成对于基层的掌控,损害国家利益。而宋代"田制不立不抑兼并"的制度,使得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政治权力,就很容易利用政治上的上位优势令自己的家族成为大地主。

而旧式的士族,往往由于自矜门第清贵,瞧不起中层的地主阶级,也害怕他们崛起成为新的士族,往往对中层实施打压,限制其兼并土地人口。这个过程中,掌握高层权力的士族之利益与国家利益、底层人民利益就会有一定契合的地方,而均田体系也能维持较长时间。

▲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有其积极意义,但终究弊大于利

孟子说的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是儒学中的重要指导思想。后世既得利益者哪怕心里再瞧不起百姓,也必须做出个样子,比如唐太宗就说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”。但从宋朝开始,官僚们信奉“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”,敢于全面不把底层人民放在眼里。套用某南亚大国的段子就是,“一亿人,十亿牲口”。宋代名臣黄震曾经对宋朝政治做出评价,“曰民穷,曰兵弱,曰财匮,曰士大夫无耻”。从表象上看,宋代士大夫“尚气节”,为何会被黄震说成无耻呢?这是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,使得宋代的道德评价重小节而略大体,且并不把善待恩养底层百姓作为重要的评定标准,甚至道德评价成为拉帮结派、互相攻讦的党争工具。

中国自汉以来就有著名的清议传统,是民众向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。明代大家顾炎武曾评价说“两汉以来犹循此制,乡举里选, 必先考其生平,一玷清议,终身不齿”,从两汉到两晋南朝,清议能决定个人的升降,家族的浮沉;在南朝,遭到士人群体清议禁锢的,甚至需要皇帝特赦才能解除。汉晋以来,清议对于善抚百姓、崇尚节俭、赈济灾荒、推广教育等善举,都列为重要的评价选项。而士族虽然位居高位,但除非像梁武帝萧衍时代等少数时期那样被极度纵容,往往也畏惧清议影响家族前途,而对于压迫百姓有所收敛并往往建立善举。而善举突出者,也常被引为名士,如汉末三国辽东管宁“遂讲诗、书,陈俎豆,饰威仪,明礼让,非学者无见也。由是度安其贤,民化其德”推广教育,就得到海内敬重。

▲朱熹

而宋代清议规模上虽然达到了高峰,形式却变得极为浮夸迂腐。宋宁宗时,台谏为迎合韩侂胄之意,攻击朱熹的“伪学之言”,然惮清议,不欲显斥熹。《宋史》卷三九五《陆游传》又载: “游才气超逸,尤长于诗。晚年再出,为韩侂胄撰《南园阅古泉记》,见讥清议。”就以上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,清议纠结士众,煽动民意,使得程朱理学的领袖并未作出多大贡献就能享受极高的推崇和地位。而韩侂胄这样锐意北伐的进取派,只因为被清议所非,陆游为他写文也要遭到清议诋毁。综上所述,我们认为,随着士族政治的彻底衰朽,庶族政治的崛起当然是大势。印刷术的普及,科举制的成熟,政治体制的发展,使得官僚选拔面广泛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印刷术的普及,使得能够识字的人口极大增多,底层百姓也开始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阶层。但是士族衰亡之后,原来的皇权-士族-寒族-底层人民四级关系简化为皇权-士大夫-底层人民三级关系。士族和寒族的对抗不再存在。然而又没有相应的新型制衡机制推出,新型庶族士大夫的权力失控,使得从宋开始士大夫上欺天子,下虐黎民的情况远胜于前代;而官民对抗,也由此登峰造极。

▲科举制从宋代开始彻底结束了士族政治

比起有股东性质的汉唐士族,参与帝国军事扩张带来的家族利益,对于把控舆论的后世士大夫而言,远比不上利用职权兼并土地人口,控制基层带来的利益。华夏帝国的内卷化,也成为难以避免的事情了。我们当然不能说庶族士大夫是反动的。事实上士族政治生命力能从东汉维持到盛唐,正是依赖不断有优秀的庶族崛起为新的士族,为士族阶层输入活力,甚至有关陇集团崛起这样大规模的换血。但一个阶层一旦失去制约,必然造成危害。

从军事角度上说,当一群人仅凭熟读诗书就能高人一等,从而垄断知识、教育,以及财富等社会资源后,自然就会把被压迫和被剥夺者当成“非人”了。而当一个社会只有少数士大夫当成“民”,广大百姓被视作牲口时,运行的又不是北方少数民族那种军事体制,多大的人口优势都很难转化成军事优势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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